2012年新《刑事诉讼法》实施以来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刑事诉讼中的热点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从法律文本逐渐走向司法实践，并且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。但在实践当中，也发现存在许多有待探讨完善的问题，深圳刑事律师在此就几个问题阐述自己的一些思考。
一、关于可排除的证据种类问题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“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、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，应当予以排除。收集物证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，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，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;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，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。”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“证据包括：(一)物证;(二)书证;(三)证人证言;(四)被害人陈述;(五)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;(六)鉴定意见;(七)勘验、检查、辨认、侦查实验等笔录;(八)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。”
从第五十四条的表述来看，可排除的证据种类仅包括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物证、书证。这是否意味着，鉴定意见、勘验、检查、辨认、侦查实验等笔录、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?
深圳刑事律师认为，上述这些证据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。理由如下：
(一)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八十五、八十九条、九十四条分别就鉴定意见、勘验、检查笔录、试听资料、电子数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，明确规定了上述几种证据违反法律、有关规定收集，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，不得作为定案依据。
(二)技术专业性的保障需求
而且在司法实践当中，鉴定意见、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，收集过程的技术性更强，专业要求更高，收集难度更大。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，对于所呈现出的结果状态影响更大，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当中，对这些种类的证据收集程序作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。因此，为了保障收集此类证据符合法定程序，从而保证其客观真实性，更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。
(三)法理的当然要求
如果认为这几类证据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相当于明确鼓励司法人员在收集此类证据过程中，可不遵守法定程序。暂且抛开上述此类证据收集的技术专业性的保障需求不谈，严禁以非法方法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收集证据，也是尊重基本人权和程序的独立价值的当然要求。因此认为这几类证据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然是违反法理的。
故深圳刑事律师认为，不能因为《刑事诉讼法》中没有明确规定上述证据种类可适用证据排除规则，而忽视了上述显而易见的道理。
二、关于引诱、威胁、欺骗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
关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，刑事诉讼法中仅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予以排除，而关于引诱、威胁、欺骗方法收集的是否应当予以排除未有规定。同上文，法理的当然要求法律不可能明确规定引诱、威胁、欺骗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。但如果明确规定此类证据为非法证据，又会给实践带来很多问题，比如如何界定“威胁”、“引诱”、“欺骗”的含义和标准。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处理妥当，可能会造成侦查人员的很多讯问技巧被予以禁止，导致大量口供被排除，给侦查工作带来较大冲击。
可见，短期内法律、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认定引诱、威胁、欺骗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为非法证据尚存在诸多困难。但作为刑事辩护律师，应从另外角度思考该问题。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在于攻击侦控方的证据链条，造成其证据链条的缺失，从而达到无罪、罪轻的目的。虽然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，此类证据不能当然排除，但倘若从证据的真实性角度着手，使用引诱、威胁、欺骗方法收集的供述，与其他经由合法程序收集的证据比较，必然是更容易出现问题的。如果能够证明该份证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了上述非法方法，并且找到其与其他证据尤其是客观证据的矛盾，真实性存疑，那么即便该证据没有被排除，但在法官心中该份证据的证明力其实已经大打折扣，那么其实已经达到了与排除该份证据基本相同的效果。如果能够证明该份证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了上述非法方法，并且找到其与其他证据尤其是客观证据的矛盾，使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，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乃至其证明内容产生怀疑，其实辩护律师的辩护效果就已经达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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